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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構主義認為透過共時性地研究系統間符號的關聯與差異，可以找出背後的系統。而這樣子認定背後有中心意義的思維，被後結構主義者否定。 後結構主義的大家——德勒茲，認為結構主義的這個想法是西方形上學一直以來的邏各斯主義，都認定有一個中心，而以這個中心去區分其他意義而建構成的理論。但德勒茲認為意義從來都不是穩定的，他創造了延異（differance) ，延異是包含了空間上的區分(differ)以及時間上的延遲（defer)。而這個概念也被他用在反對西方固有的語音中心主義。

這一章中分析了幾種文類： 1.傳統散文：內容吻合中國五四以來的抒情傳統，這個傳統認為具備「美」這個特質的文章才能被稱作文學，所有醜陋的情感都得被排解。 文中比較王文興〈家變〉與朱自清〈背影〉。〈背影〉中不斷自責自己的不禮貌，以及感傷父親的辛苦；而〈家變〉中父親的離開卻讓主角與母親似乎相處得更融洽。 以及綺君的〈髻〉中，一夫兩妻帶給母親的壓力在文章裡被作者以歲月釋懷了，顯現中國抒情傳統中哀而不傷的特質。 2.寫實主義：因為當時戒嚴反共的政治因素，有些作家也許在過去接觸過三零年代中國的寫實作家，但應用在當時的寫作中卻進行了各種改變，沖淡了其中的批判精神。 3.現代主義：現代主義作家一開始是採取對西方的模仿，大量使用心理學的分析，講求文章的客觀性，反對傳統抒情的感傷氛圍，以及對於文字並不講求古典，而是精確。在內容方面也去挖掘人性的複雜，例如：歐陽子在〈近黃昏時〉採取羅生門的手法，讓讀者無法輕易探知故事的真相。 。。。。。。。 第三章 分析了現代主義在台灣的幾種寫作特徵： 第一是被稱為前衛派的作家，如七等生。他善於利用異國的意象或者翻譯的語句來營造出一塊不同於當時社會氛圍的空間。但要注意的是，雖然被歸類在前衛派中，但七等生使用獨特句法的來源，卻並非如王文興是為了對抗日常語言貧瘠的語言封閉主義。從他的談話以及作品走向，他的寫作理念較為接近浪漫主義的。 第二是另外一群對於「市場語言」貧瘠不滿，而具有野心想改造的作家。 1.使用「客觀敘事」，最明顯的是歐陽子，她在作品中極盡降低作者主觀的聲音，敘事上也不求華麗裝飾，而且敘事觀點也都盡量維持單一。 2.多種言說類型的展現，如王禎和與白先勇。白先勇的作品，如《台北人》或者《孽子》，都嘗試去模擬社會不同階層人的口語。而王禎和也在作品中大量混用閩南語，以及運用崇高與粗鄙的語言並行，去製造一種戲謔效果。

結構主義是以索敘爾的《普通語言教程》的研究方法為先驅，進而影響了整個歐陸。索敘爾認為語言是一個符號系統，必須要共時性地研究其背後的結構。這個系統之內的符號之所以產生意義，是來自於符號之間的關聯與差異。 而這套方法，後來也被應用至許多其他的範疇。例如：法國的結構主義人類學大師——李維史陀，用以研究親屬關係以及神話等等。或者在心理學的拉岡以及馬克思主義者阿圖賽。 結構主義試圖建立一套理性的系統在不同的學科，但同時也因為只注重共時性的結構，而忽略歷時性，後來也產生了批判的論述，如後結構主義。

胡賽爾，現象還原（phenomenological reduction)。客體並不是被當作事物本身，而是意識所假定的。所有現實必須被當作純粹的「現象」，依照它在心中的樣子處理。為了建立確定性，我們必須把超乎個人立即經驗的事，放入括弧，將外界世界還原成我們的意識內容。 而我們要探索的則是「人類意識」的抽象理念，以及純屬可能性的世界。 胡賽爾的現象學，是一種唯心論。對於科學實證主義的威脅，他將先驗的主體恢復，主體被看成所有意義的源頭。 胡賽爾所影響的文學批評最深的為日內瓦批評學派。 現象學批評將實際的歷史背景、作者、讀者、生產條件全都放入括號。它認為文本本身是作者意識的純然呈現，關注的是此一心靈的深層結構。傳記式批評是全然被禁止的。它是一種唯心的、本質主義的、反歷史的、形構主義的批評型態。 而現象學批評認為文學的語言僅在表現其內在意義。這點源自於胡賽爾的現象學中，語言只是替經驗命名。經驗是先於語言產生的。 海德格，「詮釋現象學」。存在（exist)／存有(being)，此在。 關注的對象從胡賽爾的先驗主體，轉為人類存有不可化約的「既與情況」（givenness) 語言並非表達意義的工具，而是有語言的存在，才有意義。 事物是存在，而只有人類同時存在，而兼具存有的狀態。 海德格反對的是從柏拉圖開始，哲學家思考他物時，都是思考者主導，去先定義真理。而他認為這樣只會限制真理本身，而他反對的正是這種他稱之為的「人本主義」。 https://philomedium.com/blog/80048 可以讀這篇。 所以他的著作「存有與時間」是因為他認為存有是不可以被全部掌握的，但我們可以透過特定視角來探知。所以他選定以「時間性」來探知「存有」，整部《存有與時間》論述存有的時間性，以及以時間性為視角所能窺探的存有的動態。 所以，他認為的存有，是歷史性的而不是先驗的。 赫希認為作品可以產生意義（meaning)以及意趣(significance)。他主要反對的是海德格與迦德墨，他認為意義如果是歷史性的就是為相對主義敞開大門，而這是他不能容忍的。 他知道我們不能確切知道作者意圖，但他認為我們能透過方法去重建「內在文本」。而他做提出的方法是權威式的。 迦德墨在《真理與方法》中闡釋，一切理解都是生產性的，是作品與身處的歷史對話。而這樣子...